“意料之外，情理之中”，今年诺贝尔经济学奖颁给了哈佛大学教授克劳迪娅·戈尔丁（Claudia Goldin），以表彰其在女性劳动经济学领域的重要贡献。戈尔丁是性别经济学领域的奠基性人物，此次获奖也让她成了诺奖史上首位独享该奖项的女性得主。可以这样理解，诺奖评委会是在身体力行地推行女性主义、推进性别平等。
过去半个世纪，在世界范围内，性别平等的观念深入人心，女性地位显著提高。今天，如果只看受教育程度的话，在很多中等收入国家以及发达国家，性别差距已经几乎不存在了。例如，在美国，女性受过高等教育的比例在2017年就已经超过男性， 23.6%的18-64岁的女性拥有本科学位，同时这一比例在男性中只有21.4%。那为什么，时至近日，我们仍需讨论为女性赋权？
联合国将实现性别平等视为“一项基本人权，同时也是世界和平、繁荣和可持续发展的必要基础。”赋予女性公平的就业机会、提高女性在家庭和社会中的地位不仅仅关乎女性本身的权益；大量的经济学研究已经表明，女性赋权对社会、经济的发展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家庭是社会最小的微观结构，家庭的消费、储蓄以及投资决策等是一个国家短期GDP的核心组成部分。同时，家庭的生育选择又直接决定了一个国家的人口增长速度，从而影响长期的经济增长。最后，家庭的养育直接决定了儿童的健康和受教育程度，长期来看，直接影响一个国家劳动力素质的高低。而女性在所有这些决策中都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至今，在很多国家，女性仍然承担了超过一半的家务劳动，且大部分的育儿责任都由女性承担，而女性在家庭中的话语权仍然弱于男性。母亲或妻子受教育程度的高低、健康状况的好坏，以及收入水平的高低都直接决定了家庭以及社会福利的高低。
经济学研究表明，提高女性在家庭中的地位能显著改善家庭资源的使用效率，改善儿童的健康水平以及受教育水平等。201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女性经济学家埃斯特·迪弗洛（Esther Duflo）以及她的研究团队2003年针对南非的一项研究证实了这一论点。从1993年开始，在南非，80%年龄在60岁以上的黑人女性以及77%年龄在65岁以上的黑人男性开始有资格领取每个月固定金额（大约人民币150元）的养老金。因为社会风俗文化的原因，在南非大约有超过1/3年龄在5岁以下的幼儿都与祖父母同住。研究发现，那些与有资格领取养老金的祖母同住的女孩在健康方面显著好于那些与没有资格领取养老金的祖母同住的孩子。而与有资格领取养老金的祖父同住的幼儿，无论男孩还是女孩，他们在健康和受教育程度方面与那些没有资格领取养老金的家庭并没有显著不同。根据学者们的研究结果，仅仅这一项政策，就能弥补南非的女童在身高、体重以及营养摄入等方面与美国儿童50%的差距。
女性在家庭中的话语权显著低于男性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生育惩罚”，即女性在劳动力市场的工资和收入显著低于男性。西北大学华裔经济学家钱楠筠（Nancy Qian）2008年一项针对我国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的研究发现，在那些适宜种植茶叶的地区，改革以后茶叶价格迅速上涨，而女性在茶叶采摘等生产中有比较优势，因此在一个家庭中如果有女性从事采茶的农业劳动，那她的相对收入就会上升，研究者发现，女性相对收入的上升直接带来了男女出生性别失衡状况的改善——在一个家庭中，女性的相对收入提高10%能够增加1%的女婴的出生。
除了通过提高女性收入能提高女性在家庭中的地位，提高女性的受教育程度也是一个重要途径，而且女性受教育程度的提高还有显著的社会溢出效应。迪弗洛及其合作者在2002至2009年间在肯尼亚超过300间小学进行了一项长达7年的社会实验，在第一个实验组，研究者通过为学生提供学费等补贴来鼓励他们上学；在第二个实验组，学生们被要求学习和预防艾滋病相关的课程；第三个实验组的学生们既拿到了学费补贴也参加了课程的学习。研究发现，第二个实验组的学生辍学率显著下降，其中女生的辍学率在3年后从19%下降到16%，男生的辍学率从13%下降到了10%。在7年间，女生未成年怀孕的比例从16%下降到了13%。和控制组相比，7年后，女孩感染某类性病的比例在第三个实验组中下降了20%，从11.8%下降到了9.5%。
除了家庭，在公共事务的决策方面，女性由于和男性视角不同往往能提供不同的见解，从而改善公共治理的效率。迪弗洛及其合作者在2004年发表的一篇研究论文中，研究了印度西孟加拉邦（West Bengal）和拉贾斯坦邦（Rajasthan）的议会改革的政策效果。该改革要求议会中要保留1/3的席位给女性。该研究发现，由于女性特别关注贫困地区的道路建设以及饮用水的安全问题（而男性议员相对并不是很关心这些议题），因此该法案实施以后，当地的基础设施建设显著改善。
女性赋权的重要性不仅体现在能有效帮助解决发展中国家的贫困问题，目前还有大量的实验经济学的研究表明，由于女性和男性在某些特质，例如风险偏好、竞争偏好方面的不同，会导致他们在资本市场有不同的表现。金融行业已成为现今社会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这些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德州农工大学的实验经济学家凯瑟琳·埃克尔（Catherine Eckel）和她的合作者在2015年发表的实验经济学的研究论文中研究了女性股票交易员和男性股票交易员在市场中的不同表现。他们在实验室中构建了一个股票交易市场，并且在不断地交易中会产生资产泡沫，他们的研究发现，如果所有的股票交易员都是女性，市场的资产泡沫比所有交易员都是男性的时候要小得多，而且产生“金融危机”的可能性也小很多。他们的研究与用真实世界的股票交易员数据的研究相符，女性基金经理等资产管理者管理的资产回报率一直都显著高于男性。
早期经济学家在性别领域的研究更关注的是女性劳动参与率的变化，比如， 1960年代美国女性劳动参与率显著上升，但同工不同酬现象却依然存在，为何？戈尔丁的重要贡献之一，就是利用追溯到200年前的历史数据，从现实层面验证了性别歧视是罪魁祸首。
这些研究也促使各国政府出台了不少平权政策，包括在劳动力市场上的反歧视法等。因此，现在在很多领域，尤其是在发达国家，性别差距已经非常少了，甚至我们可以看到，在发达国家受过大学教育的女性数量或许已经超过了男性。然而具体到专业或职业选择，为什么女性仍然不愿意选择STEM（科学、技术、工程、数学四门学科英文首字母的缩写）学科？为什么女性不愿意从事特定的行业，比如金融？结合最新的行为经济学研究就会发现，这些都跟性别偏好有很大关系。
性别经济学的研究也因此进入了第二阶段，即如何解释性别风险偏好的不同。女性相对不爱竞争，不爱冒险，这些偏好是先天的，还是后天塑造的？经济学家的答案是后者。笔者曾经基于中国泸沽湖的母系社会做过研究，发现女性冒险的偏好并没有低于男性。造成这些现象，包括女性而非男性常常不得不在家庭和工作之间做出二选一的选择，最重要的原因是社会对女性的刻板印象和特定的性别角色的认同。
性别刻板印象不仅伤害女性，也会伤害男性。例如，大家都认为男孩应该擅长数理化，应该当领导者，如果这一刻板印象深入人心，会直接影响男孩的性格塑造以及职业选择等。杜克大学教授埃莉卡·费尔德（Erica Field） 和她的合作者在2021年发表的一篇论文中研究了女性赋权如何改变传统的性别刻板印象。研究者们在印度做了一项大型的社会实验，他们随机选择了一些女性，通知她们，将来她们的工作所得将直接转入她们的个人账户，研究团队还对其中的一部分人进行了基础金融知识的培训。这一研究发现，不仅实验组女性的劳动参与率相对对照组显著上升了，而且随着工作女性的数量增加，家庭内部男性以及社区对女性是否有权利工作，是否应该工作的态度也发生了转变，整个社区的性别观念发生了显著变化，更加趋于平等。
为了消除性别刻板印象，很多发达国家推出了一系列的平权法案。芝加哥大学教授玛丽安·伯特兰德（Marianne Bertrand）及其合作者在2018年发表的论文中研究了挪威2003年开始针对企业董事会的性别构成实施的一项平权法案。该法案规定在上市的有限责任公司中，女性董事会成员的比例必须占到40%。研究发现，该法案显著降低了女性与男性在公司管理层中的工资差距，而且新增的女性董事会成员各方面能力都要高于男性成员。但同时，该研究发现这一法案并没有在更大范围内改变学生的专业和职业选择。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平权法案本身并不是改变刻板印象的唯一灵丹妙药。这也意味着，无论是从理论还是政策层面，我们距离真正的性别平权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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