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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南风窗
作者 | 南风窗记者 永舟
沸沸扬扬的东方甄选事件，终以董宇辉晋级、CEO下台而短暂落幕。短期内，人们看到了一种打工人翻身的爽文叙事。董宇辉被老板重新请进直播间，给股份，给承诺，捧在手心里。
12月18日那场直播结束时，董宇辉和俞敏洪唱起了《朋友》，在一片惺惺相惜中，迎来了多方共赢的结局。至少，表面上如此。
董宇辉变身副总裁，即将成立个人工作室，虽仍由东方甄选100%控股，但整体结局，依然安抚了相当一部分为其操心和奔波的网友。一番折腾后，新东方股价和粉丝双双回涨，更重要的是成功实现了“去董化”：新的直播间，新的赛道。
与此同时，格力总裁董明珠用孟羽童作负面案例，对即将走入社会的毕业生厉声指教：“年轻人不能拿赚钱当理想”，惹来一片群嘲，董明珠被指格局小，“何不食肉糜”。
而被格力驱逐的孟羽童，反而在社交平台上人气愈旺，活动与商务接不完，身价不减反增，前途看似一片光明。
孟羽童
月薪不到一万的人们，为什么关注这些年入百万甚至千万的网红，紧盯着他们与老板之间一点一滴的互动，侦破职场阴谋，揣测老板动机与意图，辨析陷阱，警惕画饼，为网红要职位、要股票，谋出路，操心程度，堪比对待自己的事业？
这不过是一种自我投射。一个留，一个赶，一个哄，一个斥，董、孟两个年轻人，无疑是打工人与资本之间关系变化的缩影。
这是一个去繁留简的时代。宏大的、遥不可及的理想不再能吸引年轻人，粉丝也好，围观网友也罢，大众需要的，是能抓在手里的确定性，是大方坦荡的趋利和清醒的自我察觉。
时代的鸿沟
1990年，36岁的单亲妈妈董明珠扔掉国企铁饭碗，带着8岁的儿子南下，来到改革开放春风吹拂的前沿城市珠海，进入格力电器前身之一的海利空调厂，做基层销售。
她的“铁娘子”作风，从那时起就初见锋芒。为了催收一笔债款，董明珠每天五点多起床到工厂，详细背诵每一款家电的型号配置，将每个产品牢记于心。
董明珠是一个典型的女性励志创业故事，代表了那个靠拼搏改变命运的时代潮流。哪怕在这种叙事的说服力大大减弱的今天，她也是当之无愧的“努力就能改变命运”的典范。如今，业内皆知她对员工狠，但很多人不知道，她对自己更狠。
董明珠和孟羽童
比董明珠晚近半个世纪出生的孟羽童，情况则大有不同。
孟羽童出生于互联网时代，几乎贴合着网络发展的步伐，有特长，能进浙大，长得漂亮，讨人喜欢。
只不过，这些在董明珠看来是“优势”甚至是捷径的东西，其实在任何一个“孟羽童”身上，都不见得有多“有用”。
如果不是参加了综艺节目，如果不是恰好被董明珠看中，名校毕业的“孟羽童们”，也有可能找不到工作。即便找到了，等待他们的，也许不是三年加薪、五年升职和十年实现财富自由，而是30岁的婚育危机，35岁的裁员危机，40岁的育儿焦虑、60岁的养老焦虑。
大企业并不能提供任何保障，近些年互联网大厂的裁员风波，不断验证着这一点，进入越是竞争激烈的环境，越可能因为非能力原因被淘汰。市场经济的规则已不是二十多年前那套，如今是一个学历贬值，年龄优势过剩的时代。
孟羽童毕业于浙江大学
“奋斗叙事学”的祛魅，年轻人的不安全感，在“用脚投票”的网络纷争中，一切不言自明。在这样一种情形下，期待一份工作就能改变命运，是极其不现实的。
时代的沟壑造就了这些认知与立场上的差异。时代之巨变，覆盖了个体的生命长度，因此，要指望董明珠理解孟羽童，或孟羽童理解董明珠，都不是特别现实的事。
董明珠那一代人所拥趸的“奋斗就会成功”的价值观，对于今天面对竞争激增，机会骤减的年轻人而言，是粗暴且残酷的。
但新一代人所追捧的逻辑，对老一辈人同样有些粗鲁：流量等于一切，流量决定一切。
与董明珠同代的俞敏洪，同样曾经拥趸着那一套“努力可以改变命运”的价值体系。
在以俞敏洪为原型改编的电影《中国合伙人》里，黄晓明饰演的角色复刻了俞敏洪当年的奋斗史，“我要在大学四年里读800本书”，现实中的俞敏洪，也为了改变阶层拼命读书，不成功便成仁。
二十多年后，他收入麾下的董宇辉也是个读书人，网友们隔着屏幕感慨“读书还是有用”的时候，其所指意，却与俞敏洪当年的升学论已经大不同。
12月17日，沸腾多日的新东方小作文事件，俞敏洪最终还是选择抛弃多年的战友，留下了董宇辉。在很多人眼里，这种选择，不过是拥抱流量。
至少，看起来是这样。
打工人的图腾
从粉丝/受众的视角看，董宇辉是另一种打工人神话。
作为一个从农村走出来，本打算在城市里做一辈子老师的普通人，董宇辉身上集结了不少打工人的一种理想叙事：被时代选中，勤恳沉潜多年的才华终于被看见，从此绝地反击，搭上反击传统惯例的快车。
相较于上一代人考学、追梦一类的奋斗叙事，董宇辉这种具有时代偶然性的普通人逆袭是不可复制的。也因不可复制，更具有了某些传奇意味。
董宇辉
对应的例子是“口红一哥”李佳琦。在今年九月之前，李佳琦在公众印象里与董宇辉具有类似的打工人崛起路径：都是从底层靠自己的努力一步步被大众看见，也都有着不凡的过人之处。
但后来，李佳琦成为了自己身后的美腕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合伙人之一，自己也成立了公司，从身份上渐渐与普通打工人脱离了开来。
不好说是身份的变化在前，还是李佳琦自己的心态晃动在前，今年九月的“眉笔事件”翻车后，李佳琦彻底与大多数的“打工人集体”割裂，他也许短暂忘记了自己的“衣食父母”不是老板而是受众，因而被大众背弃。
而董宇辉，他既不像更年轻气盛的孟羽童那样，与老板彻底决裂，将自己置于具有风险和争议的舆论旋涡中，甚至一度显得孤立无援。
也不像更危险的李佳琦那样，只身一人迎接千军万马的消费者，靠高速运转的信息流和商业逻辑立足，同时也随时可能把自己置于消费主义逻辑的悬崖边缘。
董宇辉的“成功之路”，恰好契合了受众期待中最稳妥的路径。
变身文旅副总裁、高级合伙人，且不说是否算得上董宇辉作为一个打工人的胜利，表面上，俞敏洪暂时安抚了那些焦急奔走的粉丝们。名头给足了，但仍有不少粉丝和网友，对董宇辉的股份和薪资涨幅念念不忘，孜孜不倦地剖析“老俞借钱给董宇辉买房”背后的微妙感。董宇辉怎么想可能不重要，但人们始终警惕“画大饼”的职场陋习。
董宇辉和俞敏洪
在这里，受众代表的既不是饭圈体系里的粉丝，也不是观看直播的消费者和网友，而是现实中一个个具体的打工人，是一个个困在格子间和写字楼里，能从各种信息洪流与情境里找到可以为自己所用的信号。
他们从“孙去董留”里看见的，是职场斗争被打压的信号，从“俞挽董升”里看到的，是一场自下而上的，打工人对老板的精神进攻。
与此同时，最年轻的孟羽童被格力“驱逐”出去后，不仅没有沦为“丧家犬”，反而支持与赞扬声愈烈，早先那些有关职场契约的道德争议，也逐渐淡没。广告、商务活动、人气逐渐风生水起，其在个人自媒体上的带货状态，也较之以往更松弛、自信。
网友将现在的孟羽童，与她曾在格力直播间被逼跳舞的状态两相对比，得出结论：她的选择是正确的。如今的孟羽童，接两条广告，抵过在格力加班加点两个月。
理想叙事的衰弱
去年，美国人类学家大卫·格雷伯《毫无意义的工作》（又名《狗屁工作》）中文版出版，在社交平台上流行了一阵子，书中提到，在现代社会，资本价值、社会价值与个人价值是互相分离的。越是对社会有贡献的工作，比如护士、老师、清洁工、消防员等职业，现在工资越低。反而是那些对社会没有太大贡献的工作，比如网红等，工资越来越高。
时代的规则变了，但颠覆带来的，除了众声狂欢，也有掺杂其中的难以察觉的哀叹。
闻会军和于文亮
狂欢来自那些渴望一次颠覆与叛逆的社畜，哀叹来自从小受着功绩主义教育长大，拼尽全力上大学，甚至是好大学，毕业后，却可能发现自己混得还不如那些没有学历的网红，比如曾经的快手辛巴、今天的小杨哥等主播，从草根到年入千万，需要的反而是一些反常规，甚至是反常识的路径。
“混”，这个最初流行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字眼，携带着一种充满激情的机会主义。用当时的话语体系来说，董明珠也是九十年代“混得好”的代表——起点低，没有亮眼的学历，也没有好的家世背景，凭一己之力一步步打下自己的商业江湖，踏入富豪榜。
工作的本质在不断演化，越来越多的行业，越来越多心怀梦想的普通人，都可能在时代洪荒势不可挡的大趋势面前隐入尘烟。理想主义的叙事，不那么管用了。
不过二十年前，北岛那句“那时我们有梦……如今我们深夜饮酒，杯子碰在一起，都是梦碎的声音”，还是一个时代信条。不必人人都得有梦，但那个时候，梦想不是用来嘲笑的东西，有理想的人，也不是易碎品。
如今，考公考研大军浩浩汤汤，数据里隐藏的集体情绪，是求稳，是生活的绝对值，在稳定的基础上，更多年轻人对生活的期待和设想，不再像二十年前那样满怀激情了。
而在真正的理想面前，真实的自我渺小、脆弱得不堪入目，随时可能被淹没在时代洪荒中。一想到这一可能的未来，普通人难免乏力。
前不久，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教授王芳（金麒麟分析师）在接受南风窗采访时谈到时下最流行的哲学家韩炳哲，后者对“优绩主义”的消解，在东方社会可作此解：“努力并不必然会带来成功，但是对成就的渴望却永无止境。这种内在的压力让人们疲惫不堪。”
文中配图来源于网络
